人类胸腺发育的细胞图谱揭示了T细胞组库的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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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献标题:A cell atlas of human thymic development defines T cell repertoire formation
发表时间:2020.02.21
发表杂志:Science(IF=41.845)
原文链接:http://dx.doi.org/10.1126/science.aay3224
摘要
INTRODUCTION:胸腺(thymus)是 T 细胞发育和 T 细胞受体(T cell receptor, TCR)组库形成的重要器官,塑造了机体的适应性免疫。T 细胞的胸腺内发育有空间协调性,受胸腺微环境(thymic microenvironment)多种细胞类型的精细调节。尽管胸腺在多种动物模型中被广泛研究,目前尚缺少一份完整的人类胸腺图谱帮助我们理解人体免疫系统。
RATIONALE:作者将处于发育中、儿童期及成人期的胸腺标本解离后,利用单细胞转录组测序构建了跨越人类生命周期的完整胸腺图谱。作者总共采集了 15 个胎儿胸腺(从 7 - 17 孕周)和 9 个出生后至成人期的胸腺样本,同时采用了不同的细胞分选策略保证细胞亚群的覆盖率。根据 scRNA-seq 得到的 marker 基因,作者利用单分子荧光原位杂交(single-molecule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, smFISH)对不同状态的细胞作了空间定位。另外,作者系统地比较了人和小鼠胸腺单细胞转录组数据的异同。最后,作者还获取了单细胞 TCR 组库数据以探索人类 TCR 重排和选择的时空偏倚。
RESULTS:作者从人类胸腺中鉴定出了超过 50 种状态的细胞。人胸腺中的细胞状态、丰度及基因表达谱随着胎儿及出生后发育呈动态变化。作者鉴定出了新的胸腺成纤维细胞和上皮细胞,并对其进行了定位。作者通过计算预测了人 T 细胞从胎儿肝脏造血干祖细胞到多种成熟 T 细胞类型的发育轨迹,进而构建了导致 T 细胞命运决定的转录因子网络框架。在非经典的胸腺 T 细胞中,作者注意到了一种 CD8αα+ T,以表达 GNG4 为特征,定位于胸腺髓质周围,它们高表达 XCL1,并且与 XCR+ 树突状细胞共定位。与小鼠数据相比,作者发现人体中这类非经典胸腺 T 细胞有着不同的基因表达谱。最后,作者发现人 VDJ 在重排和多轮选择下呈现出强烈偏倚,包括 CD8+ T 细胞中的 TCRα V-J 偏倚等。
CONCLUSION:该文章描绘了跨生命周期、跨物种的胸腺单细胞转录组图谱,提供了胸腺微环境下 T 细胞发育的高分辨率景观。通过系统地跨物种比较,作者揭示了人类特异性的细胞状态和基因表达特征。这份详细的细胞网络将有助于未来构建体外类器官模型,用以还原人类的在体胸腺组织。
测序数据
组织样本:
人胸腺样本:胚胎(7 - 17 PCW)、出生后(3 m - 15 y)、成人(25 y、35 y) 小鼠胸腺样本:C57BL/6J (4、8、24 w)
DAPI 阴选富集活细胞 CD45 分别富集免疫细胞和非免疫细胞 CD3 分别富集 T 细胞和非 T 细胞 EPCAM 富集上皮细胞
10x Genomics Single Cell 3' v2 and 5’ Reagent Kit:人类样本 10x Genomics Single Cell 3' v3 Reagent Kit:小鼠出生后样本 10x Genomics Single Cell 5' VDJ:部分人类样本 Smart-seq2:部分人类样本
scRNA-seq:人胚胎肝脏(E-MTAB-7407)、人骨髓造血干细胞(GSE117498)、小鼠胚胎胸腺(GSE107910)、小鼠胸腺基质细胞(GSE103967) Microarray:人出生后分选的胸腺细胞(E-MEXP-337)
数据分析
由于本文大量篇幅用在阐述 10x 数据,Smart-seq2 数据主要用于验证,这里我重点总结 10x 数据的分析方法。
原始数据处理
基因表达数据:Cell Ranger Single-Cell Software Suite (version 2.0.2 for 3’ v2 chemistry, version 3.0.0 for 3’ v3 chemistry and version 2.1.0 for 5’ chemistry)
VDJ 数据:Cell Ranger Single-Cell Software Suite (version 2.1.0)
下游分析
基本分析流程:
python3 下使用 scanpy
软件(version 1.3.4)
归一化: scanpy.api.pp.normalize_per_cell
log 转换: scanpy.api.pp.log1p
高可变基因(Highly variable genes, HVGs): scanpy.api.pp.filter_gene_dispersion
细胞周期:将预先定义的细胞周期相关基因从 HVGs 中移除 Scaling data: scanpy.api.pp.scale
PCA: scanpy.api.pp.pca
基于高可变基因数据整合: scanpy.api.pp.bbknn
聚类: scanpy.api.tl.louvain
质控:
保留 UMI > 2000、500 < Gene < 7000 的细胞 鉴定 doublets: scrublet
(参数:sim_doublet_ratio=2
、n_neighbors=30
、expected_doublet_rate= 0.1
),scrublet 评分 > 0.7 为 doublet过度预聚类( sc.tl.louvain
分辨率 20),平均 scrublet 评分 > 0.6 的聚类为 doublets。剩余的聚类中,若符合以下标准则同样推断为 doublets:
(1) 根据先验知识,同时表达两种或以上细胞类型 marker 基因(例如同时表达 CD3 和 CD19)
(2) UMI 数过高
(3) 缺少定义该聚类的 marker 基因移除甲状腺来源的污染细胞聚类:Epi_PAX8(PAX8, HHEX, TG, NKX2.1)和 Epi_GCM2(PTH, GCM2, GATA3, CHGA)
批次效应矫正:
考虑到批次效应可能来自技术差异(例如 10x 试剂版本)和生物学差异(例如发育阶段和组织供体),作者采用了迭代整合方式:
利用 scanpy.api.pp.bbknn
整合相似样本(例如所有胎儿和儿童来源样本)利用整合后的数据获取粗略的细胞亚群注释 利用批次信息(如 10x 试剂版本、供体等)或细胞亚群注释作为分类变量,拟合 L2-正则化的线性模型(L2-regularised linear model),将批次信息造成的差异回归掉(regress out),保留仅包含生物学信息的残差 再次利用 scanpy.api.pp.bbknn
整合数据,用于下游的细化聚类、可视化和轨迹推断
聚类和细胞亚群注释:
根据已知 marker 基因和差异表达基因(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, DEGs)进行手动注释,首先将分群清晰、具有唯一定义的细胞聚类注释出来 利用上述注释的聚类训练 logistic 回归模型(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),用以预测因转录相似性而被软件聚到一起的混合细胞亚群 对粗略注释的细胞分群(如上皮细胞、单阳性 T 细胞等),将其提取出来重复 HVGs 选择、降维和聚类流程,以获取更精细的细胞亚群(如髓质胸腺上皮细胞 mTEC 或调节性 T 细胞等)
估计细胞类型的比例:
作者首先宽泛地定义细胞类型(如淋巴细胞、髓细胞等),并计算每种类型在选定的对比组之间的比例 如果一次比较中的所有细胞类型均来自同一个分选门,则将比例简单定义为:特定类型细胞数 / 细胞总数 如果细胞来自不同的分选门,则为每个分选门计算一个归一化因子:给定分选门的细胞数 / 所有分选门的总细胞数。对每个分选门的细胞数均乘以相应的归一化因子,再用归一化的细胞数来计算细胞比例 用 t 检验评估细胞比例变化的显著性
轨迹推断:
作者利用前述批次矫正方法获得邻域图(neighbourhood graph),选择符合先验知识(包括已知 T 细胞分化、TCR 重排的顺序)的流形(manifold),然后利用 scanpy.api.tl.dpt
计算扩散拟时间(diffusion pseudotime),并计算拟时间中差异表达的基因
转录因子网络:
人类转录因子信息下载自数据库 AnimalTFDB3 基因表达估算:在 3D UMAP 空间对最近 30 邻域(30-nearest neighbors)取平均 在 3D UMAP 的每个体素中随机抽样细胞,以去除冗余信息。在用于估算表达量的最近 30 邻域内计算细胞类型频率,对每个细胞类型计算注释评分 选取高可变的转录因子计算相关性矩阵,建立图空间,并利用力导引图(force-directed graph, FDG)实现可视化
VDJ 序列分析:
质控:选取包含全长的重排序列且 UMI 数 > 2 的 TCR 链 鉴定生产性重排(productive)的 TCR:能找到覆盖互补决定区(complementarity determining regions, CDR)CDR3 的开放读码框(Open Reading Frame, ORF) 比较 V、D、J 基因的使用率:对每个细胞类型的每个 VDJ 基因计数,利用该细胞类型的总 VDJ 计数进行归一化,并转换为 z-score,利用 t 检验在不同细胞类型之间比较 z-score。对 CD4+ T 和 CD8+ T 细胞的比较,还使用了 Cochran–Mantel–Haenszel 检验
细胞间相互作用:CellPhoneDB(www.CellPhoneDB.org)
每种细胞类型抽样 1000 个细胞 从 HUGO Gene Nomenclature Committee 数据库获取趋化因子信息 通过在细胞-细胞对内将配-受体对的平均表达水平相乘,计算相互作用评分,并使用最大值归一化 根据特异性的显著程度选取相互作用对(interaction pairs)进行可视化
整合公共数据:
同样使用了 BBKNN 方法
跨物种比较:
使用前述流程对小鼠数据集做预处理,包括归一化、批次整合、降维聚类等。利用人类数据集训练 logistic 模型对小鼠数据进行辅助注释 数据整合:结合了两种方式:
(1) 基于互为训练集的 logistic 模型做双向预测,两套预测概率相乘作为最终的相似度评分
(2) 线性回归(linear regression)辅助的 BBKNN 方法去除物种特异性变异,保留生物学信息的结构
主要结果
人类生命过程中胸腺内的细胞组成
质控后保留了 255,901 个单细胞,包含了从胎儿期、幼年期、青春期到成人期的完整胸腺图谱 鉴定出超过 40 种细胞亚型: 免疫细胞:包括分化的 T 细胞(DN、DP、CD4 / CD8 SP、Treg 、CD8αα+ T 和 γδ T)、B 细胞、NK 细胞、固有免疫细胞(ILCs)、巨噬细胞、单核细胞和树突状细胞(dendritic cells, DCs)等 非免疫细胞:胸腺上皮细胞(thymic epithelial cells, TECs)、成纤维细胞、血管平滑肌细胞(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, VSMCs)、内皮细胞和淋巴管内皮细胞等 DCs 进一步被分为经典的髓样 DCs(DC1、DC2)和浆细胞样 DC(plasmacytoid DC, pDC) 成纤维细胞细被细分为 Fb1(COLEC11, C7, GDF10)、Fb2(PI16, FN1, FBN1)和 Fb_cycling。Fb1 表达固有免疫相关的重要基因 COLEC11 以及调节上皮细胞发育的维甲酸反应酶 ALDH1A2。而 Fb2 表达细胞外基质基因和信号素(semaphorins),调控血管发育。smFISH 发现 Fb1 主要定位在胸腺小叶周围,而 Fb2 主要在小叶间区,并且和大血管相联系。 作者将 TECs 根据髓质(medullary)和皮质(cortical)分为 mTEC 和 cTEC,并利用小鼠数据集辅助注释,鉴定出 cTEC(PSMB11)、mTEC(I)(KRT14)、mTEC(II)(AIRE)、mTEC(III)(KRT1)以及罕见的 mTEC(IV)(DCLK1, POU2F3)。作者发现 cTECs 在早期发育阶段丰度较高,而在胎儿晚期和儿童期则出现一种中间态亚型 mcTEC(DLK2)。 作者还注意到两群 EpCAM+ 细胞:肌样 TEC(MYOD1, MYOG)和神经内分泌样 TEC(NEUROD1, NEUROG1, CHGA),定位于胸腺髓质。自身免疫性重症肌无力相关的基因 CHRNA1 在这两群细胞以及 mTEC(II) 中高表达。 最后,作者分析了已知的先天性 T 细胞免疫缺陷(congenital T cell immunodeficiencies)致病基因表达谱,揭示了这些基因可能发挥作用的位置和发育阶段
胸腺基质和 T 细胞的协调发育
早期胎儿胸腺(7 - 8 PCW)中,淋巴细胞主要包括 NK 细胞、γδ T 细胞和 ILC3;分化中的 αβ T 很少,主要处于 DN 阶段。随后 DN 逐渐分化出 DP 和 SP 阶段,并在 12 PCW 达到均衡;相反,固有淋巴细胞比例则逐渐减少 逐渐退化的成人胸腺中出现终末分化的 T 细胞,可能是来自归巢 T 细胞或外周血 T 细胞。退化胸腺中,细胞毒性 CD4+ T 细胞(CD4+ CTLs)、记忆 T 细胞和记忆 B 细胞比例均增加 T 细胞发育的趋势和胸腺基质细胞相对应。随着 T 细胞成熟的启动,TEC 从 cTEC 主导逐渐向 cTEC 和 mTEC 平衡状态转变,提示了胸腺上皮细胞和成熟 T 细胞相互作用、同步分化的特征 成纤维细胞中,Fb1 在早期发育阶段占主导,而后 Fb1 和 Fb2 逐渐达到均衡 其他免疫细胞中,巨噬细胞在早期发育中较丰富,而 DCs 随着发育进程逐渐增加。其中,DC1 在 12 PCW 后占主导,而 pDC 在出生后迅速增加 作者最后预测了胸腺基质细胞和 T 细胞相互作用的配-受体对:淋巴毒性信号(LTB:LTBR)来自多种免疫细胞,并由大部分基质细胞接受;而 RANKL-RANK 信号(TNFRSF11:TNFRSF11A)局限于 ILC3 和 mTEC(II) / 淋巴管内皮细胞;FGF 信号(FGF7:FGFR2)从成纤维细胞到 TEC,且 FGFR2 在成人胸腺表达降低;NOTCH1 是早期胸腺祖细胞(early thymic progenitors, ETPs)的主要受体,而多种 Notch 配体中,JAG2 和 DLL4 主要由 cTECs 和内皮细胞表达,其他 TEC 则广泛表达 JAG1
传统 T 细胞分化轨迹
作者整合了胎儿肝脏造血干祖细胞和胸腺 T 细胞的数据,发现 ETP 在 UMAP 图上位于造血干细胞 / 多能干祖细胞(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/ multipotent progenitors, HSCs/MPPs)和 pre / pro-B 细胞之间。而进一步整合骨髓单细胞数据后,作者发现 ETP 位于骨髓多重淋巴祖细胞(multi-lymphoid progenitor, MLP)和胎儿肝脏早期淋巴祖细胞(early lymphoid progenitor)之间
作者进一步推断了 T 细胞后续分化的轨迹:始于 CD4-CD8- DN,逐渐变为 CD4+CD8+ DP,经过 CCR9 high 的 αβ(entry) 阶段,分化为成熟的 CD4+ 或 CD8+ SP。同时,作者注意到 γδ T 在 DN-DP 交界处另行分化。
对 DN 和 DP,作者根据其细胞周期增殖(CDK1)将其细分为增殖态(proliferating)和静息态(quiescent)。VDJ 重排基因(RAG1, RAG2)从增殖晚期开始增加,于静息态达到高峰,提示了 T 细胞分化中增殖和重排的关系
通过整合 TCR 数据,作者发现,在增殖晚期 DN 中检测到重排的 TCRβ 链,与重排事件和 pre-TCRα(PTCRA)表达的增加相符合。TCRβ 链非生产性 / 生产性重排的比率在 DN 中相对较高,而在进入 DP 阶段逐渐下降到基线水平,提示了 β-selection 的影响。在 DN(Q) 阶段,TCRβ 链非生产性重排达到高峰,可能提示第一轮等位基因重排失败的细胞进行了其他等位基因重排。在 DP 阶段,自增殖期开始检测到重排的 TCRα 链,且与 TCRβ 链不同,其在 DP(Q) 阶段非但没有富集,反而直接被丢弃了
通过推断拟时间差异表达基因,作者鉴定了新的 T 细胞发育阶段及 marker 基因,例如early DN(ST18)、DP (AQP3)和 DP-to-SP 过渡态(TOX2),并且构建了 T 细胞谱系定向相关的转录因子调控网络
最后,作者结合基于蛋白 marker 分选的 microarray 公共数据,发现 DN(P)、DN(Q) 和 DP(P) 分别对应 CD34+CD1A+ DN、CD4+ ISP 和 CD3- DP,而 DP(Q) 和 αβ(entry) 对应 CD3+ DP。其中 DN(Q) 和 CD4+ ISP 均表达 pre-β-selection 特征
Treg 和非经典 T 细胞的发育
作者鉴定出了多种非经典 T 细胞,例如 Treg(FOXP3)、CD8αα+ T、NKT 样细胞(EOMES, NKG7, IFNG, TBX21)以及 TH17 样细胞(CD4, CD40LG, RORC, CCR6)。这些细胞的发育需要激动剂选择(agonist selection),其非生产性 TCR 链比例很低,提示在胸腺内的时间比经典 T 细胞更久 非经典 T 细胞在胸腺的富集程度高于肝脏,并且均富集于成熟后(~10 PCW)的胸腺,提示其发育具有胸腺依赖性 在 UMAP 图中,Treg 和 αβ T 有分化轨迹联系。作者将连接处的 Treg 定义为 Treg(diff),其表达低水平 FOXP3 和 CTLA4,而高表达 IKZF4、GNG8 和 PTGIR,这些基因均与自身免疫和 Treg 分化相关。此外,作者注意到另一群由非编码 RNA(MIR155HG)定义的不同于终末分化 Treg 及 Treg(diff) 的细胞,注释为 T(agonist) ,其表达 IL2RA 但低表达 FOXP3,与小鼠胸腺中 CD25+FOXP3- Treg 祖细胞相似。Treg(diff) 和 T(agonist) 可能代表了人类胸腺中的两种 Treg 祖细胞 作者进一步将 CD8αα+ T 细胞分为 3 群:CD8αα+ T(I)(GNG4, CREB3L3, CD72)、CD8αα+ T(II)(ZNF683, MME)和 CD8αα+ NKT 样细胞(EOMES)。CD8αα+ T(I) 和 CD8αα+ T(II) 在早期高表达 PDCD1,而在终末分化阶段逐渐下调。CD8αα+ T(I) 和晚期 DP 及 αβ(entry) 之间有明显的谱系区分,CD8αα+ T(II) 则混合了 αβ 和 γδ T 的特征,而 NKT 样细胞则富集 γδ TCR 链 利用 smFISH,作者发现 GNG4+ CD8αα+ T(I) 细胞位于胸腺髓质。CD8αα+ T(I) 和 Treg 都表达表面蛋白 marker CD137(TNFRSF9),于是作者通过流式分选和 Smart-seq2 建库测序,验证了 CD3+CD137+CD4- 可以作为 CD8αα+ T(I) 的分选策略。跨物种比较发现,人 CD8αα+ T(I) 与小鼠上皮内淋巴细胞前体 A 型(intraepithelial lymphocyte precursor type A, IELpA)最为相似,均表达 HIVEP3、NR4A3、PDCD1 和 TNFRSF9,但同时也存在物种间差异基因(人类 GNG4 和 XCL1,小鼠 ZEB2 和 CLDN10),并且人类 CD8αα+ T(I) 最终成为 CD8AhighCD8Blow 表型,而小鼠 IELpA 则表现为 CD8AlowCD8BlowCD4low 特征 NKT 样细胞和 TH17 样细胞均表达 KLRB1 和 ZBTB16,表现出类似固有淋巴细胞的特征 最后,作者分析了 TRDV1 和 TRDV2 两个常见的 TCRδ V 基因,发现 TRDV2 主要用于 DN 阶段,而 TRDV2 主要用于 DP(Q) 和 αβT entry 阶段。进一步地,作者推断 CD8αα+ T(II) 主要来自晚期 DP,而 NKT 样和 TH17 样细胞主要来自早期分化的胸腺细胞
DCs 在胸腺细胞选择中的募集和活化
DC 亚群及 marker 基因:前文所述的 DC1(XCR1, CLEC9A)、DC2(SIRPA, CLEC10A)和 pDC (IL3RA, CLEC4C),以及新鉴定的活化 DC(activated DCs, aDCs; LAMP3, CCR7)。aDC 高表达多种趋化因子、共刺激分子和转录因子(AIRE, FOXD4),它们可能代表了过去在人胸腺和扁桃体描述过的 AIRE+CCR7+ DCs aDC 进一步细分为 aDC1、aDC2 和 aDC3。作者发现 aDC1 与 aDC2 分别同 DC1 及 DC2 有相似表达谱,提示它们之间的激活关系(aDC1 - DC1 和 aDC2 - DC2),并且两群 DC 分别表达不同的趋化因子。aDC3 细胞中,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(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, MHC)和共刺激分子的表达均相对降低,提示其可能为 DC 的活化后状态 作者重点关注了趋化因子介导的细胞间相互作用,发现 aDC 同时表达 CCR7 和 CCL19,提示其具有募集 T 细胞进入胸腺髓质的能力。aDC 还表达 CCL17 和 CCL22,相应的受体 CCR4 则由 CD4+ T 和某些特定的 Treg 表达。aDC 还可能通过 CXCL9/10:CXCR3 募集其他 DC 和成熟 Treg,并在 Treg 成熟过程中提供共刺激信号。作者还注意到 CD8αα+ T(I) 表达 XCL1,可能和 DC1(XCR1)的募集与活化有关 最后,作者利用 smFISH 验证了上述发现
人 TCR 组库形成和选择的偏倚
TCRβ 的 VDJ 基因重排偏倚从 DN 到成熟 T 细胞的过程中持续存在,该偏倚可能和基因座的襻环结构有关。D2 基因与 J2 基因之间具有偏好性,而 D1 基因和 J1、J2 重排的频率差异不大。V - D 或 V - J 之间则没有明显相关性。在 β-selection 后,某些 TRBV 基因被丢弃或富集,提示在不同 Vβ 基因对 MHC 肽刺激的反应能力具有种系编码的差异 TCRα 基因座中,发育时间和 V - J 配对之间有清晰的相关性:近端先于远端重排,V - J 基因严格配对。而在成熟 T 细胞中,远端 V - J 配对被丢弃,可能反映了阳性选择(positive selection)阶段的偏倚 作者比较了不同细胞亚群之间的 TCR 组库差异,发现 CD8+ T 细胞和其他细胞有明显差别,其 TRAV - TRAJ 组库偏好远端 V - J 对,提示这种差异可能与 CD8+ T 谱系的缓慢或低效定向有关。和胚胎期相比,出生后胸腺中的 CD8αα+ T(I) 则偏好近端的 V - J 对
总结
本文构建了人类经典和非经典 T 细胞的分化轨迹以及 TCR 组库信息,发现了 TCR 组库在成熟 T 细胞中的偏倚,可能提示了人体如何应对不同的抗原挑战。本文对胸腺微环境的分析揭示了构成胸腺的复杂细胞类型,以及基质细胞和固有免疫细胞如何相互作用以支持 T 细胞分化。这些细胞间交流网络可以帮助体外构建产生 T 细胞的培养系统,并影响未来 T 细胞治疗的工程学策略。
我的评价
本文的生物学意义已经说得很清楚了,我来从生信分析的角度谈一些感想吧。
面对这样大量的单细胞样本,无论是数据读写还是内存占用,光靠基于 R 语言的分析平台已经远远不够。人类发育细胞图谱(HDCA)项目里,过去两篇母-胎界面(70,000 细胞)和胎儿肝脏造血(大约 130,000 细胞)的 Nature 基本还是以 Seurat 包为主,本文可能是该项目第一篇纯 python 分析的大文章吧。本文的代码已经以 jupyter notebook 的形式上传 github,包含大量经典套路和高级分析,其中 logistic 模型辅助细胞注释的部分感觉是 Teichmann 团队后来发表的 SCCAF(https://github.com/SCCAF) 方法的前身。因此,本文理论上说可以作为学习 python 环境下分析单细胞数据的案例。
于是乎,我们又来到了“可复现的生物信息学分析”这个话题。前两年,一位中科院计算所的老师曾告诉我:”即使公开了代码,生信分析的文章仍有 70 - 80 % 都不能完全重复出来。“然而,早在 2017 年,《Reproducible bioinformatics project: a community for reproducible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pipelines》(https://bmcbioinformatics.biomedcentral.com/articles/10.1186/s12859-018-2296-x)一文已经指出以 docker 为代表的容器化技术可能为我们带来更灵活可控的生信分析环境。理论上说,使用给定镜像的容器在任何设备上做分析,只要喂给计算机相同的数据,理应得出相同的结果。除此之外,各大杂志也在利用 github、codeocean 等代码托管或云计算平台推进生信分析规范化的进程,上文提到的 SCCAF作者同样提供了 docker 镜像用于重复该软件的结果。综上,未来的生信分析文章一定会面临更加严苛的检验。
话说我真的不是给 docker 打广告啊。醒醒,copy一下教程、随便跑跑代码出一堆图、水得一手文章的日子快要到头啦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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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完记得顺手点个“在看”哦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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